人类自从发展出了文明，就诞生了一种动物世界所没有的东西——监狱。动物捉到猎物的时候，最多只会把它们杀死或弄晕，然后吃掉或存起来，绝不会把其他动物监禁起来。
人类却可以把其他人或动物关起来，让他们为自己劳动。
监狱，有实体的，也有无形的。无形的监狱，就是所谓的“画地为牢”。人类社会的各种法律、道德、宗教、习俗，其实都是“画地为牢”，用一根根无形的线，把人束缚起来，让人不敢做这个，不敢做那个。
实体的监狱，束缚的是人的肉体；无形的监狱，束缚的是人的灵魂。
历史上有一个人，只用了三招，就把全国打造成了一个既是实体，又是无形的模范监狱，把臣民牢牢地关在里面。
这个人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，明太祖朱元璋。
他是怎么做的呢？
1.划定牢房：里甲制度
我们知道，没有组织的一群人是非常难管理的。因此必须细分，如军队里有师、军、旅、团、营、班等编制；公司里有总公司、分公司、支公司、部门、小组；学校里有年级、班、小组……
明朝要实现对人民的有效控制，当然也要划分为一个个小的部分。这个划分的方法就是里甲制度。
“里甲”两字里面都有一个“田”字。没错，里甲制度就是把人民跟土地绑在一起的制度。
明初朱元璋用了二十年的工夫，对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。目的就是摸清全国这个大监狱里有多少土地和“囚犯”。
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，编写了赋役黄册，把户口编成里甲：
110户为一里，其中土地最多的十户做里长，余下的100户分为十甲，每甲十户，设一个甲首。每年以里长一人甲首一人，管一里一甲之事。里长、甲首是轮值制的，先后次序是根据人口和土地的多少。每甲轮值一年，十甲在十年内先后轮流为政府服义务劳役，一甲服役一年，有九年的休息。每隔十年，地方官以丁粮增减重新编写黄册，使之合于实际。
你看，这是不是很像一个大监狱的监区划分？
一里有110户，就是一个大监区；每个大监区里分为十甲，就是10个小监区；每个小监区里有10户；每户相当于一个小牢房。
里长、甲首，就相当于不同级别的典狱长了。
监区里的人还要轮流给政府义务劳动，不是坐牢是什么？
你可能会问，那这么大的监狱，没有狱卒吗？
事实上，朱元璋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。
他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变成狱卒——既是囚犯，也是狱卒。
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（1386年）手令“要人民互相知丁”，知丁就是监视的意思。“诰出，凡民邻里互相知丁，互知务业，俱在里甲，县府州务必周知，市村绝不许有逸夫。”
说得很明白，就是让邻里互相监视，互相知道对方是做什么的，里甲掌握各户情况，县府州三级官员掌握里甲情况，不允许有逃走的人。
如果有人不想当狱卒呢？好办，用里甲连坐法法治他。
一人犯事，邻居如果不报，邻居有罪；邻居报给里长甲首，里长甲首如果不向上报，即整个里甲的人都有罪。
这样一来，每个人都在其他人的监视之下，每个人也可以监视他人，谁还敢胡作非为？
除此之外，明朝还发展出皇帝的私人侦探机关：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。
这些机构相当于国家级的典狱长和狱卒，只对皇帝一人负责。
皇帝自然是全国最大的典狱长了。
2.修筑高墙：路引制度
牢房划定了，怎样把囚犯关在里面呢？怎样防止他们越狱？
朱元璋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路引制度。
“路引”就是古代的通行证或身份证，是朱元璋借鉴古代的传、过所、公凭这一套制度而发展出来的，但比之前更加严密。
法律规定，凡军民人等外出，每出一百里就要查验“文引”（即身份证），如果没有文引，马上会被捉拿送官。
在车站、路口、渡口等要害的地方，设置了巡检司，专门盘查没有路引，面目可疑的人员。
同时规定，如果发现一个人没有身份证，必须报官，查实了有赏，纵容不报者同罪。
这就是把里甲制度和路引制度结合了起来，里甲被赋予了辅助巡检司的任务。
对于没有路引到处走的人，处罚也是相当严厉的：
没有路引私自出关的，打八十大板；
没有从关门、渡口出关的，打九十大板；
如果跨越了靠近国界线的边关，打一百大板；
如果逃出了国门呢？绞死。
军民也有区别：军人走出百里之外不出示路引，当逃兵处理；平民当私自闯关处理。
路引制度就相当于大监狱的高墙，把臣民关得死死的。
正如吴晗在《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》里说的那样：“这套制度把人民的行动范围，用无形的铜墙铁壁严密圈禁。路引是要向地方官请领的，请不到的，便被禁锢在生长的土地上，行动不能出百里之外。”
3.制定狱规：圣谕六条
有了监狱，肯定要有狱规啊。
因为囚犯的文化水平良莠不齐，所以狱规还不能太复杂，必须好懂易记。
比如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，典狱长定的狱规就很简单：把信仰交给上帝，把贱命交给我。
队长警备队长海利则说得更接地气：叫你吃就吃，叫你拉就拉，叫你撒就撒。
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。
朱元璋为全国这个大监狱定的狱规倒也不算复杂，只有六句话。
也就是所谓的“圣谕六言”又称圣谕六条、教民六条、圣训六条等。
洪武三十年(1397年)九月，明太祖朱元璋传令天下：每乡里各置木铎一，内选年老或瞽者，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，曰”孝顺父母、尊敬长上、和睦乡里、教训子孙、各安生理、毋作非为”。
也就是说，朱元璋不但定了六条规矩，还在每个乡设置一个木制的铃铛（铎），选老人或盲人每月六次边敲铎边宣传这六条。
此后，圣谕先后通过木铎、乡约、族谱、家训、会社、书院、小说等多种途径，在民间得到了广泛传播。在传播过程中，众多士大夫身体力行，不但为宣讲圣谕时制定了庄重繁琐的礼仪，而且还亲自对圣谕内容进行演绎和宣传，以至出现了众多的圣谕演绎文本。
可以说，明朝宣讲圣谕已经全国化、官方化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教育方式。
也许因为这一套太有效了，清代也照搬了这种模式，以至对整个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当然，这六条除了“各安生理”这一条，其余五条现在也还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社会规则，说它们是狱规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。
但是它的出发点是通过不断的宣传，让安分守己的观念深入人心。臣民接受了这一套价值观，自然就不会反抗了。
就这样，朱元璋通过里甲制度、路引制度、圣谕六条这三招，就把全国打造成了一个大监狱，监狱里的囚犯不但肉体受到限制，连思想也受到控制。
高高在上的皇帝却可以享受全国人民的劳动成果，并且接受万民的顶礼谟拜。
正如黄宗羲所说：“（君主）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，日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！”
不过，通过高压手段建造的监狱注定不能长久。
明朝这个大监狱虽然严密，但是后面的皇帝没有朱元璋这么强硬的手腕，各种制度自然越来越宽松，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。
监狱开始出现漏洞。
明末，因为天灾人祸，这个监狱里的囚犯没饭吃了，不得不起来反抗。
最终，李自成成功越狱，把这个大监狱拆掉了。
明朝最后一个典狱长——崇桢皇帝，也只能“自挂东南枝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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